戎装之旅情悠悠
覃友棠
戎马生涯是我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兵营里每场邂逅相遇都是一段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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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梦想成真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边是爆发理想的政治气候，一边是封闭的社会管制束缚。志存高远的人很多，理想的天梯却很少。面向黄土背朝天的我，唯有参军这条路可以放飞理想，从小就把当兵当作梦想的翅膀，渴望飞出云雾锁住的深山……。
1976年7月我高中毕业回乡，生产队安排当记分员，无翅遨翔的我，极不情愿地蜗居在乡野的篱笆墙内。虽然身处大山幽谷，但心却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12月的一天，我终于听到了收音机传来冬季征兵的消息，当时恰逢和龙大队派我参加筹建公社磷肥厂。报到刚几天，筹备组党支书韦干国就跟我说：“公社决定后天派你去东兰氮肥厂学习化肥生产技术”，我听到后毫不犹豫地对他说：“我要报名体检参军，就安排别人去吧”！随后我就到大队部报名，经过公社武装部长周先文和大队民兵营长韦汉新现场目测，当场确定我参加12月15日公社的正式体检。
体检那天，约有二百个应征青年参加。我父亲不放心，特地从县城跟随接兵首长和县医院的医生来到大同医院跟踪体检情况。为了套近乎，父亲把我拉到接兵首长跟前说：“这是我小鬼，你看啥样”？那个首长说：“很机灵，但人瘦了一点”。当过兵的父亲立马意识到可能体重不够，于是他就去商店买了一包饼干来，叫我拿到医院饭堂找水送服。我迅速接过饼干进了饭堂，打开水龙头拼命地往嘴里塞饼灌水，不一会儿鼓着肚囊出来，轮到我称重时刚好90斤（最低要求），接下来各科体检全部合格。应征体检完毕之后，县武装部领导当场宣读合格名单，当念到“覃友棠”三个字时，我激动得心都要蹦出来。最后有20个合格的青年留下来，领导交待填表和政审注意事项，其他人无奈失望而归。
自从体检合格后，我的心既兴奋又担心，最拿不准的是这次只征集18个人。和龙大队有5人合格，人数最多，七有八九是要拿掉一个。在焦虑等待的日子里，我时刻都在祈求幸运降临头上。天随我愿，1976年12月23日收到了梦寐以求的入伍通知书，终于梦想成真了。（后来被淘汰是韦和田，他家已有两个哥哥参军）
通知要求26日到东兰县武装部集中。告别乡亲的时间只有3天，亲戚朋友们得知后都急着轮流宴请告别，我应酬忙得不亦乐乎。出发当天母亲回请大家，顺便为我送行，临行时大伯覃凤翔和小叔覃凤君每人送给我5元线作零花用。大伯家当时特别困难，我执意不要，但他非给不可，我拗不过他就收下了，接过的那一刹那，一股滚烫的亲情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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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家时，寒意正浓，我穿着父亲的一件黑色旧棉沃朝同旁村走去，那里有韦海勇、韦汉国在等待一起出发。三人见面后又一起到老圩覃卫军家会合。卫军是我的表弟，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同学，有幸同伍实在是难得的机缘。寒喧之后便步行到坡豪中学投宿。次日早上大同公社应征的18名青年在坡豪集中步行到长乐搭车前往东兰。当晚全县应征165人（20人为空军，不同去向）集中住宿在东兰中学教室。
27日上午县武装部在东兰中学操场发放65式军装，此时此刻心中的那份喜悦无与伦比。当时还没发领章、帽徽，领到后我立马到寄宿的教室脱掉身上的土布衣，穿上了多年期盼的绿色军装，骄傲得不停地打量着焕颜一新的自我。
不一会儿，一位接兵的首长走到我跟前问：“小鬼，高兴吗”？我心里美滋滋地连忙回答：“高兴”！接着，他一边教我整理着装，一边羡慕地说：“多少人想穿上这套军装都没有这个机会，今天你穿上了，一定要好好干啊”！这句话触动了我的理想神经，从那一刻起，草绿色的梦想便深深地扎在我的脑海里……。
当晚穿着新军装参加东兰县新兵入伍欢送大会，会场设在县革委会球场，场面锣鼓喧天，热烈非凡。当我们新兵胸戴红花，迈着零乱的步伐进入会场时，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入场。接着主持人宣布欢送仪式开始，县革委会领导致词后，我父亲覃剑萍代表新兵家属发言，然后是张启平代表新战士表示决心，最后进行文艺表演。当晚我感受到有生以来莫大的荣光，回到住地息灯后，我余兴未尽，脑海里全是憧憬军营里的美好前程，查岗的接兵首长接连警示几次之后我才免强入眠……。
1976年12月28日，我和145位新战友在东兰搭上班车前往金城江，行程时县领导及街道两旁的群众前来夹道欢送，当车子徐徐开动的时候，送行的亲友们纷纷朝车窗挥手示意，新战友们也一路向车外挥手告别，直到离开县城。那时道路狭窄 班车行驶缓慢，过了中午才到金成江火车站下车，吃饭后就地休息，夜幕降临后我们才登上了往贵县（贵港）方向的火车……。
第二天天亮时到贵县火车站，清晨的县城车水马龙，比东兰小县城热闹很多。向四周望去，一马平川的桂东平原瞬间让我大开眼界，心中的视野一下子宽广了好多。部队的军车早已在车站等候，上车后驶出不久便到了陆军123师的营地，载着新兵的军车分别驶入各团营房。我坐那辆车驶入了步兵367团所在的峡山，下车后被安排在新兵连，与全国各地来的新兵一起参加新兵集训。
第二章：绿色军营的拼搏
到了新兵连，我才知道服役的367团是赫赫有名的“塔山英雄团”。第二天部队发放帽徽领章，我戴上后顿时觉得穿上这身军装更加荣光焕发，对着仪表镜发现眼前的自己已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华丽转身，心里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照一张戎相装寄回家炫酷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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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集训的时候，我才知道65式军装分为干部、士兵两种服式。干部衣服前边有四个口袋，战士衣服胸前有两个口袋，裤子、帽子、布料、颜色都相同。从着装看，战士一目了然，干部就很难区分大小官职了，从统帅到排长，着装都是一样的。这常常让我摸不着头脑，遇到生面的干部时，不知如何称呼。后来老兵告诉我：凡是见到穿四个口袋的，统统叫“首长”！之后我对军衣口袋特别留意，心想：当首长的门坎也不算太高，说不定努力几年，自已也有可能成为四个口袋的“首长”。
两个月新兵集训很快就过去了，在班长的传、帮、带下，新战友们对军人、战士职责都能倒背如流。尤其是学会了军人内务卫生，如叠被子、摆放物品等，大家都养成了整齐划一的习惯。队列也初步掌握了从单兵动作到班、排、连的集体配合，初步有了军人仪表和军人内涵的样子了。
新兵集训结束的时候，部队又发了一套的确良夏装，我特别留意这套涤纶布料。读高中那时，校园开始流行的确良时装，因为太贵买不起，所以一直对“的确良”念念不忘。如今，崭新的确良军装发到了手里，心里倍感满足，暗暗地下定决心：下连队后，一定要苦练军事本领，不辜负身上这套阳刚、威武的绿色军装！
命运偏偏捉弄我。正当决心在练兵场上大展身手的时候，我却被分到从事后勤生产的七连三排九班，当了团后勤养猪场的饲养员。到猪场的第一天，心里凉了半截，那份失落感让我抬不起头来，不知道怎样面对同乡的战友和家乡父老，更无法容忍军装胸前还比别人多挂了一块防污垢的挡衣。
班长谢常海（广东湛江）安排我喂养约五、六十头猪，每当靠近猪栏时，几十张大小同时张开的嘴巴嚎叫不停，刺耳的声音，盖过操练场上的队列、刺杀呐喊声，听到就心烦意乱。只有不远处靶场实弹射击枪声能清楚地传到耳里，当兄弟连战友们身着整齐军装列队经过猪场旁边时，那雄壮欢快的《打靶归来》歌声不时地撩发我激情燃烧的脉搏，多么地希望能有机会和他们一样雄纠纠气昂昂地展示自已的威武啊！
有一天，团酒厂的锅炉坏了，班长叫我去要没蒸完的酒糟来配混合饲料。拉回来后懒得再折腾，就直接将含有酒精的糟料倒入猪槽，任由其采食。不一会儿，酒精发作，几十头猪疯狂地相互撕咬。我见状立即报告班长，班长马上叫我与他轮流给猪喷雾洒水。喷过一阵之后，猪全部醉倒了，我非常担心猪死会受到严厉处分，一直守在猪栏里观察一整夜。还好，第二天全部醒了过来。班长是团里树立的标兵，他了解我的心结后，便给我讲了很多爱岗敬业的大道理，鼓励争当“五好”战土。从此，我不得不接受现实，工作开始认真负责起来，毕竟从农村出来，苦、脏、累不算什么。
三排长黄瑞树是附近黄练公社人，有一天他爱人来探访，他俩经过猪栏时说到“木”（壮话猪）时，我很惊讶地上前问道：“排长，你们也是壮族人”？他说：“是呀！我也知道你是壮族人，但南、北壮话差异太大很难交流，不过，部队是不允许讲家乡话的”。从那以后我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他对我也特别关照。
转眼间到了八一建军节，全团召开表彰大会，我班荣立集体三等功，班长也荣立个人三等功。在黄排长的极力推荐下，刚入伍半年多的我也跟着沾光，被团部通令嘉奖一次。上台领奖之前，黄排长亲自给我整理军容，领奖时我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后来团宣传干事把我领奖的照片贴在宣传栏里，让我感到无尚荣光。
建军节刚过，黄排长又向连里推荐我到团教导队参加军事骨干集训，原来心恢意冷的我，心中那团火又重新燃烧了起来。心想：再苦再累也要把耽误的训练时间夺回来。到了教导队才发现，别的学员都经受过连队的全训，熟练掌握步兵的各项技能。而我是从饲养员的岗位过来，连最基本的单兵技能都不会。教练班长罗兴春（广西玉林）对我的情况了如了指掌，为了赶上其他学员，他对我要求比别人严格，经常给我加油加码，时常着急得恨铁不成钢。
我从小肌肉、骨骼发育不够强壮，投弹、单双杠、超越障碍物等都是弱项。刚到教导队时，队长张春生（湖南）见我弱不经风的样子，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面条兵”（软的意思），但我内心从不认熊，坚信笨鸟先飞一定不会落伍。为了赶上别人，中午和晚饭后都不休息，尽量腾出时间比别人苦练多练，心中始终有一股强烈的紧迫感支撑着我拼命追赶。过了一段时间，张队长见我特别能吃苦，就主动给我开小灶，还经常单独指导我的体能训练，并在队里多次表扬我的刻苦精神。
星期日不用出操。有一天，我一个人早早就到训练场练投弹，由于事先没有活动筋骨，右手臂用力猛甩两下训练弹后，右肘关节突然就疼痛起来，接着感觉越来越痛，我不得不停了下来。回来吃早餐时，罗班长见我连碗都端不起来就追根问底，我如实告知，他听后狠狠地骂了我一顿，然后带我去团卫生队检查。军医听我描述后断定：可能右肘关节严重扭伤，甚至骨折，一个月内不宜进行投弹和单双扛训练。军医的话让我担心的倒不是伤势，而是贻误训练时机恐被辞退。第二天我并没有休养，而是跟大家继续训练，投弹和单双杠练不了，我就练瞄准射击，一刻也没有停下来。班长见我如此刻苦执着，也没有向队长报告。那时我还在长身体，免疫力得强，一个星之后又重新生龙活虎地投入到苦练中去。
经过一段时间刻苦训练后，我发现自己在拼体力的科目上没有优势，于是我就特别专心苦练射击、战术等非体力科目，争取有一二项过人之处。由于我善于扬长避短，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射击优势逐渐突显出来，精准、夜间、运动射击大有长进，每次实弹射击我的成绩都是优秀。有一次教导队进行精准射击比赛，我取得98环（10发子弹）的好成绩，获得了第一名。虽然我综合成绩属于中等，但我有一项顶尖作为亮点，在教导队里我开始自信起来，不再为自己之前的差劲而垂头丧气，人也显得比之前活泼开朗了许多。
张队长见我个性张扬起来，特别喜欢拿我开玩笑。他知道我养过几十头猪，时不时地调侃我为“司令”。随后这个绰号流传开来，学员们也跟着“司令、司令"地叫，我也不介意褒贬，反正“司令”这个职位挺诱人的。有一天，训练中途歇息，张队长到我们班闲聊，当聊到65式军装时，我便问他：“解放军主张官兵一致，为什么干部的上衣是四个口袋，而战士却是两个口袋"？他慢条斯理地说：65式军装没有贵贱之分，只有用途之别。干部配备手枪，枪械短、弹夹小，直接夹在腰带即可行军作战，腹部多开两个口袋，是为了方便装笔记、地图和文具；战士的枪械长、子弹多、弹夹长，胸前的弹袋覆盖着整个腹部，开口袋也没法用，所以只开上面两个口袋。听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明白了身上穿的军衣并不代表等级之分，由衷感到自信和尊严。
1978年春教导队集训结束，经七连连长徐亚球（广车肇庆）提议，三营营长刁伟鹏（湖南）任命我为七连一排三班副班长。排长李玉刚（北京大兴）见我脸蛋洁白清秀，对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有事无事都喜欢拿我夹壮的普通话来调侃逗乐，稍不注意他就拥抱亲我的脸。他是1973年的兵，人不高，身体骨骼特别强壮，臂力过人，上单双杠身轻如燕，当过罗兴青班长的教练班长。我特别地崇拜他的军事本领，对他的亲近举动我也不反感。之前连里流传他一个啼笑皆非的故事：刚提升排长时，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部队因此给他探亲假。当他到火车站买票时，发现兜里的钱包不翼而飞，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一身好武艺的他只能咬牙切齿地咒骂小偷扒手一阵子，极不情愿地打道回营，等待赚够钱后再回去相亲。1978年冬部队接到一级战备待命，不久他跟随部队开往中越边境，直到1979年2月21日阵亡在七号高地都没有回过家，牺牲时年仅26岁。
可能是因为我有高中学历的缘故，当了三个月的副班长后，团部抽调我到广西大学任军训教练。一同前去还有五连的老乡韦树权(东兰镇人，1979年在越南战场牺牲)。刚到高等学府时，我俩并不自信。受训的对象都是同龄人恢复高考后入学的新生，特别是我们上衣那两个口袋的战士服，显得与时代骄子大学生们有天壤之别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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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训以后，我们发现同学们并没有鄙视小兵之意，反而对身上的草绿色军装产生浓厚的兴趣。空闲时，经常有同学拿来相机与我们照相合影，也有的要求穿军装配武器装备照戎装像，甚至女同学也穿我们男军装照相。看到同学们这么钟情于绿色军装，我们也只能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私下里的那个自卑心结自然解开。在与他们交谈中，受训过的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倾诉：从小他们都有草绿色的军营梦想，只是后来适龄参军的时候，有的体检不过关；有的出身成份不允许参军；也有的名额限制被淘汰。为此，都有过伤心和失落。
8月初，学生轮训结束回营，李玉刚排长觉得我是个可造之才。于是就极力推荐我再去团教导队回炉深造。那时正是中越边境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时候，部队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教导队开训时，罗兴春继续担任教练班长。入伍以来我们作战训练的对象都是针对解放台湾，眼下形势变了，为了适应战斗需要，教导队要求把训练科目转向对付亚洲小霸越军的山地作战。新设的科目还没有训练完毕，此时的部队已开展前线作战动员了，参加集训的骨干不得不提前结束返回连队，于12月上旬开赴中越边境。经连长徐亚球提议，团长张国民（辽宁）任命我为七连二排六班班长。我的教练班长罗兴春也被团长张国民提议，123师师长任命为二排排长。从此两人结为金兰之友，生死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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